领袖与总统都属于是人王的位置,但是本质却是完全的不同,总统仅是维护达尔文生态链顶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总调节人,总经济人。领袖不仅行使总调节人和总经济人的责任,还有负责提高人们道德素质的责任,也就是将生态顶端人进行道德素质提高而向高度理性转化的责任。由此,领袖不仅有调节领导,维护社会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责任,还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深受人们的爱戴、信赖和拥护,所以说,领袖完全就可以被人们比喻成是上天派到人间来拯救和维护人们安居乐业的天使,这也是人们有福报而感应到的境界。而总统只是经济调节人而已,总统都是人们依自己的愿望而投票随机选出的代言人,是为人们所指使的打工人,实际上是受财团指使的木偶傀儡,即没有提高人们道德素质的义务,也没有这样的能力,甚至其道德素质水平远不及平民百姓,所以才不会得到人们的信赖,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尊重与拥护,干得人们满意了,就可以让他再干一届,干得不好了,赶紧下台,毫无神圣可言。而领袖则是维护人们安居乐业和社会安定的天使。

我国历来没有总统,一直都是帝王制,帝王虽然达不到领袖的级别,但是其在提高人们道德素质教育方面还是比总统的责任心强很多,帝王知道,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极其关键的作用,除去混君与暴君之外,大多数帝王的道德素质都要比总统的道德素质高,责任心也强,诚信度也高,因为这关系到帝王家天下的稳固,这在他们的安民与仁政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如果帝王将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来努力,那么这样的帝王便升职为领袖,人们就会将他作为自己无限依赖与敬仰的精神领袖来崇拜,我国历史上,这样的领袖也不少,我国的儒学文化就是培养领袖的精神土壤,也是人们道德素质提高的食粮。但是,总统就没有这方面的概念,总统的位子也很容易地拿到手,无论是干什么的,谁都可以上来试一试,只是需要在竞争过程中用些心计,根本没有什么道德之说,无论用什么狡诈、缺德、丢人现眼的手段,只要是竞争到手了,就会名利双收。在执政过程中,也根本没有什么道德底线,别说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鬼,如果民众的精神境界合力是人的,那么,总统也就在人民的精神合力作用下而做人事。如果民众的精神境界合力是鬼的,那么,总统也就在人民的精神合力作用下做鬼事,鬼事带给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自然是混乱、不安与灾难,自己也在自己行为的因果下,灵魂下地狱去了。因果规律是宇宙佛性所决定的本质规律,对于个人、家庭、民族、国家都是如此,多行不义必自毙。

领袖就是人们的天使,是从天界而来,为拯救民众和为民众服务而来,在为民众服务一生后,还会返回到天界。总统是上世有很大福报的人身而来,但这生过后大都是去了地狱。我们的前生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佼佼者才有机会来到人世间,因为重新来做人者,就好比是手抓大地土,仅是张开手后遗留了指甲缝中的一点点而已,所以说,做人的概率实在的是太珍贵了,宗教徒们都是将这一生当作拯救自己灵魂上天堂的一次难得机会,佛教徒更是将这极其难得的一生机会当作拯救自己灵魂回归到不生不灭的本来佛的面目而脱离生死轮回之苦。总统们却不知道自己灵魂下地狱的结局。

做官是最危险的工作,危险之处是难保自己的人身不被丢失,尤其是在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下,根本没有领袖出现的可能,首先是竞争上来的总统们都不是作领袖的材料,起码的人性都不完备。再一个就是选举制度不容领袖的产生,就是有可能成材的希望,最多也就是再干一届而已,不给他成材的机会。其实,这也是民众没有福报难以感应到领袖的出现。

总统的产生非常容易,但要感应到领袖出现就非常难了,首先是他的道德素质非常高尚,并有很深的佛性智慧,还要有艰难的实践磨炼,

领袖是品行兼优,勇敢、聪明的智慧之辈,是将人们领向和平、幸福、光明的通达人。领袖不仅是带领人们社会前进的英明勇敢的领路人,也是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领路人,还是教导人们自身修养的领路人,领袖就是集这三种责任于一身的佼佼者,能者万千,但具有领袖之材的人却是凤毛麟角,这种人的出现不是没有因缘的随机示现,而是人们的道德感应道交的结果,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人出现,那实在是人们的福祉到了。总统不同,总统是人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虽然也是处于人王的地位,却没有提高人们道德素质的责任与能力。总统就好比是液体表面的布朗微粒,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布朗粒子非常活跃,其实这不是它活跃,是它在众多运动分子合力簇拥作用下的结果,没有丝毫的自主性,总统就是精神境界杂乱无章众人们簇拥下的布朗微粒而已,以民意为说辞地没有诚信、没有责任、没有威德,没有仁、义、礼、志、信,完全是随众人业风发抖的随风草,结果造成自己的人性残缺,这样的总统与领袖没有丝毫的关系,完全不在同一个人性档次上,与这样的总统、与这样的国家相处,只有利、没有义。不能用儒学的人法标准来认知他们,与这样的总统和国家打交道,就要多加小心,多做几方面的最坏准备。

在西方文化氛围下的总统的精神境界远远比不上其国民的精神素质,广大民众都是爱好和平的,而总统却充满了自私冷战思维和政治投机癖好,这两种癖好都不是人性所为的,属于是畜生和鬼性思维。

对于这两种领导人,领袖是众多民众感化出来的贤达高人,是民众诸多方面的领路人,也是民众信赖与依靠的守护神,是民众福祉的表现之一。总统则是民众随机推举出来的,是社会发展中的自然产物,选举的平台只有狂妄者与投机者跳独舞疯狂表演,民众也会被其煽动的疯狂起来,这样的国运怎么会有可靠的保证呢,甚至还会危害全世界,所以说其民族命运、国家命运都是永远的未知数。而领袖的出现,必然是国运、民族命运稳固甚至是进一步的提高。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在“和”文化背景下的我国人民,是出自于选领袖的目的来行使自己神圣的责任而投出神圣的选票,对于选出的领导人也是以领袖的规格来响应。而出自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民是出自于选择代言人和经济人的目的来投自己的选票,对于选出的领导人也仅是作为自己代言人来对待,没有更高的精神依赖基础,只要是不如自己所愿就会翻脸、示威、游行……。甚至是污辱、戏弄、扔鸡蛋甚至是刺杀等等,没有丝毫的尊严。

虽然说领袖是人中豪杰,但不是完人,也有众多这样那样的缺点,这就要有一个适应、发展和提高的过程,但是,西方的选举制度没有这种宽容度,那么领袖也就难以诞生了,人民的福祉也就夭折了。所以说,选举制度还要有一定的宽容灵活度才更好。但是,在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文化氛围下的选举制度难有这种的可能性,因为入选的准入机制不是道德推举,而是靠财势、游说、甚至是搞阴谋上台,这样的人很难有领袖级的人材出现,所以只能是以国家、民族的命运做赌注,无限期的游戏下去,国家、民族的命运充满了无尽的不确定性。

领袖与总统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衍生出来的不同领导者,我国是个具有五千年儒学文化传承的文明古国,远古出现过众多领导人们前进的英明领袖,领袖与人民是平等、一心、相互尊重的上下级关系,领袖爱民如子,慈善地维护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与生活的和平安定,还承担着人民道德素质提高的责任,由此才会有社会和平、家庭和睦、父慈子孝、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效果。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下,领袖一声令,全民共响应,这样的声势是西方文化、经济、制度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的,所以说,社会发展的前途唯有中国的模式才有希望。我国虽然也适应国际潮流地搞民主选举制,但与西方的总统选举制度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区别在了文化背景的不同上,中华文化背景下选举出来的领导人虽然与西方认为的总统相似,但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的是我国选举出来的总统有领袖的内涵,而西方国家选举出来的总统就是打工仔。

国家民族的真正强盛、繁荣、和平,需要的是领袖,而不是总统,而领袖的产生是在人性与

“和性文化氛围下感化出来的,决不是自我吹嘘自曝出来的。如果各国都是领袖级的总统,世界自然和平,那么先进的武器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说,资本主义的总统选举制度是没有出路的。如果各国都是领袖极的领导者,全世界就会变成了和睦的一家人,那才是真正的美好世界未来,也是社会文明的最高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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